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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谈谈前面列举的另一种品质。我认为,每一位君主都一定希望被人认为仁慈而不是被人认为残酷。可是他必须提防不要滥用这种仁慈。切萨雷。博尔贾是被人认为残酷的。尽管如此,他的残酷却给罗马尼阿带来了秩序,把它统一起来,并且恢复和平与忠诚。如果我们好好地考虑到这一点,就会认识到博尔贾比佛罗伦萨的人们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为着避免残酷之名反而让皮斯托亚[1]被毁灭了。所以君主为着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对于残酷这个恶名就不应有所介意,因为除了极少数的事例之外,他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随之而起的人说来,是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损害,而君主执行刑罚不过损害个别人罢了。在所有的君主当中,新的君主由于新的国家充满着危险,要避免残酷之名是不可能的。维琪尔借迪多(Dido)的口说道: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时,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调协,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我确实认为是这样:迅猛胜于小心谨慎,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一样,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2],但是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虽然瑞士和西班牙的步兵被人们认为是可怕的,但是它们两者都各有缺点,因此,第三种部队[7]不但能够对抗他们,而且确信能够战胜他们。因为西班牙人不能够抵御骑兵,而瑞士人一旦在战斗中遇到同自己一样顽强的步兵的时候,他们就不能不感到害怕。所以经验已经证明,而且将来还要证明,西班牙人不能够抗拒法国骑兵,而瑞士人则被西班牙步兵所消灭。虽然这后一件事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整个经历,但是在拉文纳战役中[8],已有了一个证明:当时西班牙步兵同采取与瑞士人同样战术的德国军队会战,西班牙人靠他们身体敏捷和圆盾的帮助,潜入德军跟前,在德军长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安然地袭击德军,后者无法招架;假使当时西班牙人不是受到骑兵的袭击,他们定会把德国人全部消灭掉。因此,如果看到这两种类型的骑兵的弱点,就能够创建一种新型的骑兵,它既能击退骑兵,又不需要害怕步兵。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选择武器和改变战术。而这一切就象新制度一样,会给一位新君主带来名誉和伟大的地位。gtg云顶集团一位君主如果带军队出征,依靠掳掠、勒索、敲诈和使用别人的财物,这个时候慷慨是必要的;否则士兵就不追随他了。正如居鲁士、恺撒、亚历山大一样,对于既不是你自己的财产也不是你的老百姓的财产,你尽可以作为一个很阔绰的施主,因为你慷他人之慨淋漓痛快,不但无损于你的名声,倒是使你的声誉雀起。只有把你自己的财产挥霍了,才损害你自己。世界上再没有一样东西比慷慨消耗得更厉害的了,因为当你慷慨而为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使用慷慨的能力,不是使自己贫穷以至被人轻视,就是因为要避免陷于贫穷而贪得无厌惹人憎恨。因此,一个君主头一件事就是,必须提防被人轻视和憎恨,而慷慨却会给你带来这两者。因此,明智之士宁愿承受吝啬之名,因为它虽然带来醜名但是不引起憎恨,追求慷慨之誉,则必然招致贪婪之名,而贪婪之名则使醜名与憎恨两者俱来。

gtg云顶集团[15]曼托瓦侯爵(MarchesediMantova)即詹弗朗切斯科·贡扎加(GianfrancescoGonzaga,1484—1519)。有些人在考虑保有一个新获得的国家而存在的困难时,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1]在几年间变成了亚洲的主宰,而且在他还没有完全征服亚洲的时候就死了,这样一来,全国发生叛乱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亚历山大的后继者们却继续保住江山,而且除了由于他们自己的野心在他们当中出现困难之外[2],他们并没有遭遇到其他困难。对此,我回答说:有史以来的君主国都是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统治的:一种是由一位君主以及一群臣仆统治——后者是承蒙君主的恩宠和钦许,作为大臣辅助君主统治王国;另一种是由君主和诸侯统治——后者拥有那种地位并不是由于君主的恩宠而是由于古老的世系得来的。这种诸侯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臣民。这些臣民把诸侯奉为主子,而且对他们有着自然的爱戴。至于那些由一位君主及其臣仆统治的国家,对他们的君主就更加尊敬了,因为人们认为在全国只有他是至尊无上的。如果他们服从其他任何人,他们只是把此人看作是代理人和官员,对他并不特别爱戴。[9]科姆莫多(CommodoMarcoAurelio,169—192),罗马皇帝(180—192)。

[4]梅塞尔·尼科洛·维泰利(MesserNicclòVitelli),保罗和维泰洛佐的父亲,雇佣军队长,由于教皇西斯托四世死亡,1482年收复了卡斯特洛市(CittàdiCastello),任该市的统治者。死于1486年。让我说,那些被胜利者合并到自己的古老国家的国家,或者与征服的国家属于同一地区,使用同一语言,或者并非如此,二者必居其一。如果是同一地区的话,特别是如果那些国家的人们不是起义帮助下,洛多维科归国迅速光复米兰。但其后又被法军挫败,死于监狱。[5]西奇比奥(P.CorneliusScipione,公元前234—183)罗马军队统帅,曾在西班牙战胜汉尼拔。gtg云顶集团[2]阿加托克雷(Agatocle,公元前361—289),西西里人,锡拉库萨(Siracusa)的暴君(公元前316—304),后成为希腊西西里国王(公元前304—289),支配西西里岛的大部分;公元前310年出征非洲获胜;后回归西西里,完成其专制的统治(公元前305年);以后入侵意大利本土和科尔西拉(Corcyra,公元前300—295)。

所以,罗马人预先看到麻烦就立即加以补救,而且从来不曾为了避免战争而让它发展下去,因为他们知道不应该逃避战争,宕延时日只是有利他人。因此,他们要同菲利普和安蒂奥科在希腊作争,以免将来不得不在意大利作战。虽然他们当时本来能够避免这两场战争,但是他们不想这样做。他们决不喜欢我们这个时代的聪明人口中常常念叨的“享受时间的恩惠吧”[10]这句话,而宁愿享受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审慎的恩惠。因为时间把一切东西都推到跟前:它可能带来好事,同时也可能带来坏事;而带来坏事,同时也带来好事。虽然瑞士和西班牙的步兵被人们认为是可怕的,但是它们两者都各有缺点,因此,第三种部队[7]不但能够对抗他们,而且确信能够战胜他们。因为西班牙人不能够抵御骑兵,而瑞士人一旦在战斗中遇到同自己一样顽强的步兵的时候,他们就不能不感到害怕。所以经验已经证明,而且将来还要证明,西班牙人不能够抗拒法国骑兵,而瑞士人则被西班牙步兵所消灭。虽然这后一件事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整个经历,但是在拉文纳战役中[8],已有了一个证明:当时西班牙步兵同采取与瑞士人同样战术的德国军队会战,西班牙人靠他们身体敏捷和圆盾的帮助,潜入德军跟前,在德军长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安然地袭击德军,后者无法招架;假使当时西班牙人不是受到骑兵的袭击,他们定会把德国人全部消灭掉。因此,如果看到这两种类型的骑兵的弱点,就能够创建一种新型的骑兵,它既能击退骑兵,又不需要害怕步兵。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选择武器和改变战术。而这一切就象新制度一样,会给一位新君主带来名誉和伟大的地位。[15]查理八世,法国国王(1470—1498),1494—1496年曾侵入意大利佛罗伦萨、那波利,后被逐。从来没有一个新君主解除了他的属民的武装;与此相反,当他察觉他的属民没有武装的时候,他总是把他们武装起来;因为如果把他们武装起来,那些武力就变成你的武力,你过去怀疑的那些人们现在就变得忠诚了,而那些原来就是忠诚的人现在就保持忠贞不渝,并且由属民变成你的拥戴者了。而且,由于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属民都武装起来,因此当你把一些人武装起来,从而使他们感到蒙恩受惠的时候,你对于其他的人们就能够更安全地对付了,因为前者由此认识到这种待遇的差别,使他们对你更加感到有报恩之责;而其他的人们会谅解你,因为他们断定,那些冒着更大危险、负有更大责任的人们,获得更大的奖赏是必要的。但是当你把他们解除武装的时候,你就开始得罪他们了;并且表明或者由于胆怯或者因为缺乏信义,你不信任他们了;这两条意见无论哪一条都孕育着对你的憎恨。而且因为你不能够永远没有武装,你终于不得不依赖于雇佣军,而他们的性质己见前述;即使雇佣军再好不过,他们也不足以保卫你反抗强大的敌人和被你怀疑的属民。

[4]菲利普(FilippoMariaVisconti)米兰的公爵(1412—1447)。其女比安卡·马里阿嫁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菲利普死,斯福尔扎夺取公国领地。[11]马尔科·迪迪奥·尤利亚诺(MarcoDidioIuliano),193年佩尔蒂纳切被杀后立为罗马皇帝,在位六十六日被元老院所杀。如果有人说,法国国王路易是为了避免战争才把罗马尼阿让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把那波利王国让给西班牙的。根据上述的理由,我回答说:人们决不应当为了逃避一场战争而听任发生混乱,因为战争不是这样逃避得了的,延宕时日只是对自己不利而已。如果又有人引证说:法国国王答应了教皇,他援助教皇的事业就是以〔教皇同意〕解除他的婚姻关系和让罗阿诺担任枢机主教作为交换条件[28]。关于这一点,以后论述君主的信义和应该怎样守信时,我将给以回答。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在别的国家里,君主只需要同贵族的野心、同人民的傲慢不逊进行斗争就行了,可是罗马的皇帝们却有第三种困难:必须容忍他们的军队的残暴与贪婪,而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它曾经是很多皇帝灭亡的原因,因为要同时满足军队和人民这两方面是困难的。这是因为人民酷爱和平,所以总是喜爱温和谦逊的君主;而另一方面,军队却喜欢具有尚武精神的、残暴贪婪的君主。

如果上面提到的那些意大利人[5]从来没有一个能够实现我们希望你的显赫王室可能做的事情,如果在意大利的多次革命和许多战役中,意大利的军事力量似乎总是被消灭了,这并不是什么怪事,因为它的旧制度不好,而且从来没有人懂得怎样制定新制度。因此,要使一个新近当权的人能够获得巨大的荣誉,莫过于由他创制新的法律和新的制度。这些东西如果有良好的根据,而且本身有其伟大的地方,它们就使他赢得人们的尊敬和钦佩;而意大利现在不乏可以采取各种方式表现的材料。要是头脑不贫弱,四肢就有巨大的能力。请注意,在决斗中或者在少数几个人的搏斗中,意大利人在力量、机敏和智力上是多么优异啊!但是当他们到了军队的时候就毫无表现。这一切都是由于头头们软弱的结果;因为那些高明的人们不服从他们,而每一个人都自认为高明,因为迄今没有一个人由于能力和幸运这两方面出人头地,能够使其他的人们折服。因此,在那样长的时期内,在过去二十年进行的许多场战争中,当一支军队全是意大利人的时候,它遇到考验,总是失败。关于这一点,主要的证据是塔罗之役,其次是亚历山大、卡普亚、热那亚、维拉、波洛尼亚和梅斯特里诸战役[6]。这种市民的君主国从平民政制(ordinecivile)转向专制政治的时候,往往处于危险状态。因为这类君主不是由自己亲自指挥就是通过官吏进行指挥的。在后一种场合,君主的地位是更加软弱无力和更加危险的,因为他们完全依靠那些被任命当官的人们的意志;而后者,特别是在危难时期,不是采取行动反对君主就是拒不服从君主,这就很容易篡权夺位。君主在危难中已经来不及行使绝对的权力了,因为市民和属民已经接受官吏的命令惯了,在这种危急之秋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而且在动荡不安之日,君主往往缺乏自己能够信赖的人。这种君主不能够以太平时期所看到的情况作为根据。因为在太平时期市民们对国家都有所需求,当时每一个人都为国家奔走,每个人都满口答应;而且当远离死亡之境的时候,他们全都准备为他而死;但是到了危难时期,当国家对市民有所需求的时候,能找到的人就寥寥无几了。而这种经历是极其危险的,它只能经历一遭就再没有机会了。因此,一个英明的君主应该考虑一个办法,使他的市民在无论哪一个时期对于国家和他个人都有所需求,他们就会永远对他效忠了。gtg云顶集团[23]关于此一结论,一些现代意大利史学者认为不符合事实。博尔贾的失败大部分由于道德上的反动以及他的行动所引起的仇恨和恐惧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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